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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所作的《礼经大义》中，曹元弼再次强调： 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礼是也。

此圣人教人彻上彻下，不出一‘敬字也。心性皆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能存养而梏亡之，则非所以事天也。

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这就是为什么进学的道理。[26] 按照孟子以来的儒学传统，包括理学家，都认为义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所以，他不赞成先穷理而有所见，再主之以敬的说法，而是主张持敬以穷理，即在持敬的前提下去穷理。但是，究竟实不实、真不真，别人并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即实下慎独工夫。

致知、诚意、正心，知与意皆从心出来。如果是通常所谓学如科学之学，通常所谓知即知识之知，就无所谓敬不敬的问题，敬是从价值上说的。沿着这个思路，章太炎并不避讳说：他之提倡民族主义主要是关切汉人的利益，并非考究所有人的利益，因此他的思想的立场也是从汉人的立场出发。

在该文中，辜鸿铭称康有为的变革方案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这与张之洞所主张的渐进方案不合，故而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舍弃了康党。他说康有为： 其字则曰长素。当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说作为其变法和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作为变法集团的重要成员的谭嗣同则以三世说为依据开始直接攻击君统和名教纲常伦理。面对湖南士绅的攻击，章太炎做《翼教丛编书后》来回护康有为。

[62] 这段话实质上是针对康有为的三世说而发。孔教本非前世所有，则今者固无所废。

40.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他说：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从器物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制造工艺只可能越来越精微，虽然欣赏趣味上可能会转换，但工艺水准不会倒退。59.章太炎：《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篇，示国学会诸生》，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4页。

政府立宪，意别有在，辄为露布天下，以为己功，乘此以结政党，谓中国大权，在其党徒，他日爵秩之尊卑，视今政进钱之所多寡，贪饕罔利，如斯其极。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在谭嗣同看来，变革首先要变思想。这样不但制度运转不灵，国民之凝聚力也因为信仰的缺失而丧失。

[63] 在章太炎看来，以往的历史著作，主要关注政治社会，对于器物的制作和发展的工艺却缺少关注。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针对《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章太炎撰写了《正仇满论》（1901年8月10日，刊于《国民报》）以批驳，从内容和具体的理由看，都可以视为是1903年康有为和章太炎关于革命的争论之前奏，在《驳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甚至大量地引用了《正仇满论》中的文字。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

他指出墨老等先秦诸子并不具备成为宗教的价值，而耶教虽然伟大，却与我们民族并不能契合，所以只要说到信教，就只能信孔教。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孔子为中国的文明奠定了基础，但将他拜为教主，就好像木匠拜鲁班为师，只是行业崇拜而已。康有为在《不能行革命书》中认为，清朝在价值观上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即已经汉化了，而只是在服装和发辫上则是以满洲为准，这个做法被康称之为化汉。这本著名的书，实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抗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之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

55.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02—203页。1898年底，因受政变案的影响，章太炎前去台湾避祸，并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

章太炎终究不能掩饰他与康门之间的分歧。《信史下》的重点在批评三统三世。

其实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式问题。但在刘禺生的记述中，章太炎要狼狈得多，因为他是被打跑的。

事实上，王莽最终被绿林军所杀。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42.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1906年章太炎作《建立宗教论》一文，他认为，宗教起源于遍计所执、依他起和圆成实三性，都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的局限。

至今阳尊阴卑等说，犹为中国通行之俗。为此他提出一系列政治法律主张，甚至自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20.刘巍说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时期受康有为影响巨大，所举例子即是《尊荀》和《客帝》二文，章太炎在《孔子改制考》中，就认为荀子之后王即孔子，此为章太炎在《尊荀》中所接受。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

然后给清帝上书，得到关注，自炫受殊知。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

对此，康有为试图通过控制梁启超、欧榘甲等人来扭转康门内部的立场纷争，他警告梁启超等人说，如果我们背弃光绪，就是不义，你们若背叛我，也是不义，你们若要投奔革命派，那么只有公开宣言与与师门决裂。铁窗生涯促成了章太炎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在狱中阅读了《瑜伽师地论》等大量佛教作品，章太炎完成了他的转俗成真的思想转化。38.章太炎：《订孔第二》，《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132页。长素倡导变法维新，非全赖今文经学。

章太炎认为正是因为满族长期排斥汉族，养尊处优，适成为其自我毁灭的祸根。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

见《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载氏著：《学人丛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7页。而就对儒学转折、新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的认知而言，康有为有其独到的卓识。

第三，章太炎认为君主立宪不具有操作性，在章太炎看来，君主立宪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安置满洲贵族的问题，如果议院中的议员多是满洲贵族的话，会导致汉人在议会政治中难以主张自己的权力，君主立宪依然会是有君主而无立宪。孔教会的实际操作者陈焕章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的一文中，也强调了这一点。